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：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，先喝鸡汤、牛肉汤开胃；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，有时候，一顿就要吃十几个鸡蛋；之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喝人参茶，吃一碗鹿茸溜溜缝。
1916年6月6日，57岁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死因是尿毒症，浑身浮肿，肚子胀得像一面鼓，牙龈不断渗血——这是长期暴饮暴食、滥服补药把肝肾彻底搞垮的典型症状。临终前，他嘴里还在念叨人参汤。这位算计了一辈子别人的枭雄，最后栽在了自己的执念上。
袁家男人有个逃不掉的规律：父亲、养父、叔叔，都没活过六十。打年轻时起，这个"短命魔咒"就像根刺扎在袁世凯心里。他的应对方式简单粗暴——拼命吃、拼命补，以为填进去的珍馐越多，就能把寿数给堆高。他曾经对手下说过，身体是干大事的本钱，这话在政治角逐的层面自有道理，但他把"进补"弄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消耗战。
据其贴身侍卫陶树德记述，袁世凯的日常饮食节奏是这样的：清晨五点醒来，不洗漱不活动，先灌下两大碗浓得挂碗的鸡汤和牛肉汤，美其名曰"开胃"。汤面上漂着的油花厚到能糊住嘴。
七点左右正式用早餐，一只嫩母鸡吊出的汤底煮成鸡丝面，面碗比寻常人家的汤盆还大，配上四五个肉包子，兴致来了还能再吞十几个煮鸡蛋。吃完早餐后，每隔不到一个时辰，就要进一碗鹿茸羹、海参汤之类的大补之物"溜溜缝"。
午饭更是硬菜当道：红烧肉、扒肘子、四喜丸子，一盘接一盘，口味偏要浓油赤酱。他私底下吃的米是专人从江南采办的贡米，煮粥必放参须，煲汤不离鹿茸，还常年雇着乳母挤鲜奶饮用。
光看这些食谱，跟"养生"两个字完全不沾边，倒像是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御医和身边的幕僚不止一次劝他节制，说再这么吃下去，脾胃迟早要崩。
袁世凯根本听不进去，在他看来，清淡饮食等于自断元气，承认身体出问题就是承认掌控力在衰减。他宁可在燥热上火、便秘失眠的折磨里硬扛，也不愿少吃一口。
对身体的这种蛮横对待，其实是他政治手腕的一种畸形延伸。他从年轻时就信奉一个道理：手里攥得越牢，对方就越难翻身。
1901年，八国联军刚退，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，看见被洗劫一空的紫禁城，想大修却苦于国库空虚。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主动揽下这桩差事，当然，他没打算自掏腰包。
他把天津官场的各级官员叫来议事，一开口说要为老佛爷重修宫苑凑份子钱，底下立马哀嚎一片，个个哭穷。袁世凯不动声色，散会后就派人暗中查访各大票号，把这些官员的存款底细摸得一清二楚。
不久再次召集众人，他换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，说接到票号举报，有人冒用众位大人的名义存了大笔来历不明的款子，他不信，但为了给诸位洗清嫌疑，这笔钱暂且充公。官员们面面相觑，一张脸比一张脸难看，明明知道被算计了，却连一声辩解都无从开口。袁世凯转手就把这笔巨款贴上"为国追赃"的封条，风风光光送进宫里，换来了慈禧的满心欢喜。
这一手借刀杀人、空手套白狼的把戏，让他在官场声名大噪。可同样是一个人，把政敌算得死死的，却在自己的身体面前完全丧失了判断力。他把吃饭当成打仗，把进补搞成迷信仪式，好像只要药材堆得够多，就能把死亡挡在门外。
1915年底，袁世凯复辟帝制，改元洪宪。坐上龙椅那83天里，御膳房的灶火彻夜不息，一天用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山珍海味和名贵药材，顶得上一户小康人家好几年的花销。他以为这种排场就是皇权的模样，实际上，身体内部的崩塌已经不可逆转。
他越来越胖，行动迟缓，走几步就喘，小便困难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药腥味。一位西医曾明确告诉他，必须立即停掉所有补品，改吃清淡流食，让肝肾缓过劲来。袁世凯勃然大怒，认为是危言耸听。在他的思维里，停止进补等于主动撤防，比生病本身更可怕。
帝制失败、众叛亲离的政治打击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本来就已经被糟蹋得千疮百孔的身体，再也撑不住了。从发病到去世，前后不过数月。他用算计别人的方式算计自己的身体，试图以强力填塞来对抗家族宿命，到头来却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最想躲避的结局。
权力场上的每一步他都机关算尽，唯独在生死这道门槛前，他选择了一种最自负、也最愚昧的方式去挣扎。那些腻口的鸡汤、成堆的鹿茸人参，没能帮他冲破六十岁的大限，反而变成了加速他走向终点的催命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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