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明仁宣布长沙起义后，其嫡系第71军在军长彭锷带领下叛逃。熊新民奉命追回第71军，在途中碰到该军副军长鲍志鸿，鲍志鸿指责说：“不讲骨气，也得讲得将气。大不了，就不干了，为什么要向共产党投降？”
（网易新闻：长沙起义时陈明仁的4位军长作何反应?）
1949年八月的长沙，暑气蒸腾如熔炉，街头巷尾的蝉鸣裹着热浪撞在青砖墙上。
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司令部内来回踱步，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他刚得知第七十一军在彭锷带领下正沿公路南撤，投向白崇禧集团。
这支嫡系部队的叛离，如同抽走他起义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根支柱。
他猛地转身，对刚被提拔为兵团副司令的熊新民吼道：“立刻带人去追！必须把部队带回来！”
熊新民立在原地，喉结滚动两下。
这位湖南桃源出身的黄埔六期生，与第七十一军有着二十余年的羁绊——从营长到副军长，每一步都烙着这支部队的印记。
他接过命令时，指尖在纸页边缘攥出皱痕，既有对老部队的牵挂，也有对未知前路的忐忑。
追赶途中，尘土漫天的公路上，他偶遇副军长鲍志鸿。
对方策马而来，马靴踢起的碎石溅在熊新民的军靴上。
鲍志鸿勒住缰绳，眼尾因愤怒而发红，厉声质问。
于是，就有了开头一幕，话音未落，马鞭已重重抽在路旁灌木上，惊起一片飞鸟。
熊新民望着对方扬尘而去的背影，喉间涌起一阵苦涩。
这番话掷地有声，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中高级军官在历史关头的典型心态——基于传统的忠君思想和军人荣誉感，他们对“起义”的定性是“投降”，是耻辱。
鲍志鸿的指责，让奉命而来的熊新民处境尴尬。
他此行是来“劝说”回归，而对方却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进行诘问。
熊新民没有停下脚步，他继续追赶，最终在第71军的临时指挥部，见到了新任军长彭锷、参谋长杨馨等人。
可是，这里的气氛绝非欢迎。
彭锷等人反起义的态度坚决，他们不仅拒绝返回长沙，甚至还试图通过电话诱骗陈明仁前来，意图不明。
根据熊新民后来的回忆，他到达后实际上失去了自由，被现场的人员控制，被迫随同部队一起行动。
作为黄埔系军官，他的个人意志在群体裹挟和刺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
于是，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了。
受命追回叛逃部队的兵团副司令，自己反而成了叛逃队伍中的一员。
彭锷率领这支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、八十八师为主力的部队，沿着湖南南部的公路继续向白崇禧的控制区移动。
这支数万人的队伍在南撤途中并不安稳，军心浮动，指挥也出现混乱，不断有士兵开小差，老骨干们也开始各寻出路。
当部队与白崇禧派来的接应人员联系上后，熊新民被带到了白崇禧面前。
这位素有“小诸葛”之称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，对熊新民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质问。
随后，白崇禧道出了实情。
南撤的第71军因群龙无首，已有溃散迹象，部队中的许多老军官表示，只愿意听从老军长熊新民的指挥。
白崇禧此时急需兵力，于是顺水推舟，重新任命熊新民为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1军军长。
命令他收拢部队，稳住阵脚。
历史在这里和熊新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
他从长沙出发时，是肩负使命的“追兵”。
此刻，他却成了被溃兵“需要”、被敌方长官“任命”的指挥官。
在当时的局面下，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接受这个任命，重新担起整理这支溃败之军的责任。
凭借在第71军中的老资历和人际关系，熊新民确实暂时稳住了部队。
他重新收拢了第87师和第88师的残余人员，明确了指挥序列，带着这支队伍继续向广西方向撤退，并沿途收容散兵，勉强维持着建制。
陈明仁在长沙期盼的第71军主力回归，彻底化为了泡影，这支部队最终并入了白崇禧的作战序列。
而熊新民的身份，也从起义部队的兵团副司令，戏剧性地变回了国民党军的军长。
此后，他指挥这支残军，在广西境内继续与南下的解放军作战。
1949年12月，第71军残部在广西上思地区被解放军第39军团团包围并歼灭。
军长熊新民、副军长鲍志鸿、以及各师师长等高级军官悉数被俘。
颇具意味的是，当初在路上斥责熊新民“不讲将气”的鲍志鸿，最终和他成为了同一战壕里的战俘。
在之后漫长的战犯改造岁月里，这段经历成为熊新民心中难以释怀的疙瘩。
据一些回忆材料提及，熊新民曾对友人抱怨，他认为陈明仁当初派他去追部队，是把他往火坑里推，明知道白崇禧那边已起杀心（或至少是疑心）。
更让他感到寒心的是，在他被俘成为战犯后，已贵为解放军上将的陈明仁并未出面为他证明。
证明他重回是身不由己甚至是“奉命行事”（奉白崇禧之命），反而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。
这种抱怨，夹杂着委屈、无奈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慨叹。
从熊新民的视角看，他本可安稳地留在长沙，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，却因一纸命令深入险地，最终身陷囹圄。
而当初下达命令的老长官却似乎未能体谅他的苦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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